A. 求民國期間天津元隆綢布店資料
一、創業前後
天津人常說「元隆孫」，指的是元隆綢布店是孫家的買賣。其實，元隆並不是孫家獨資開設的買賣，只不過因為孫家善於搜刮與經營，財富越聚越多，遠遠超過了其他合夥人，名聲也就傳開了。
孫家的堂名，叫「慶修堂」。 「慶修堂孫」與「元隆孫」並稱，都是我祖父孫烺軒打響的。孫烺軒出生在一個中落的封建家庭，年輕時以販賣布匹為生，後經人介紹到芮輔庭自東自掌的益泰昌棉布店當一名小伙計。孫烺軒和另一夥計胡樹屏很受芮的賞識，先吃股後升為領東經理。芮輔庭年老財足之後，坐享其成，櫃上業務全交孫、胡二人，但又怕孫、胡萌生異志，從中營私，因而嚴加防範，囑令隨時報告經營情況，偶有差錯，便當面申斥。這時，孫、胡二人不但具有獨立經營的能力，而且也積累了一些資財，因此不願再寄人籬下，遂向芮提出辭職，另樹一幟，合夥開了元隆綢布店。
元隆開業於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店址初設在針市街義興棧內，資本定為白銀兩萬兩。傳說出資人分為四股，即慶修堂孫(烺軒)、蔭余堂胡(樹屏)、鬍子彬(胡樹屏族弟)及一鄭姓，每股五千兩，業務經營由孫、胡主持。鬍子彬和鄭某系隱名入股，鄭某是錢業經營者，因其業務虧損，債權人都向元隆追討，為此，胡樹屏曾多次應訴出庭，事情過後，即把鄭某股份清出，後鬍子彬也因故退出。從此，元隆才歸孫烺軒和胡樹屏兩家所有。
早期的元隆只經營內局批發，專從上海進貨，稱為「下南家」，用職工二十餘人。但因南北差價不大，稅率高，開支重，一年多就將資本蝕光。孫烺軒主張收攤，胡樹屏堅持說：「你不想干，是因有飯吃；我不幹，沒辦法，你不幹，我自己也得干。」於是，兩人重新計議，襲用兵法上「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策略，增添門市部，諱言虧累，硬說賺一倍成數開分。這一招果然生效，街面上都哄傳元隆賺了大錢，引來不少錢庄爭先交往。據說，僅堂名存款就達二十四萬兩，於是租到估衣街新址，經過修葺後，前門做門市，後邊作批發，元隆從此「起死回生」。
二、大發展的訣竅
孫烺軒和胡樹屏都是經商「能手」，孫長於經營，胡善於鑽營。在門市打響後，他們看到天津貨行家與上海交往頻繁，元隆便兼辦申匯；僅此一項收入，就能解決大部分開支，但這並不能滿足孫、胡的發財慾望。經過一段時期，絞盡腦汁，又找到一些生財的竅門，一步一步地發展起來。
(一)承包軍活：孫、胡知道當年益泰昌棉布店承包軍裝活很有油水，他倆開辦元隆後也鑽營結納官府，招攬軍裝生意，竟把天津鎮守使范雲經、提督聶土成之子聶憲藩(曾任北京九門提督)、多倫鎮守使黃公爺(名子不詳)等拉為元隆的軍裝活主顧。他們領到制軍裝公款，總是無息存在元隆櫃上，給元隆的資金運營增添了很大力量。但做軍裝活也要擔一定風險，貽誤期日，就要受罰。孫、胡畢竟有應付辦法，對上層軍頭只要多多「孝敬」，已可免災一半，再對承做作坊勤加督促，則可完全保險。曾有一批軍活眼看就要誤期，孫烺軒急中生智，把糖色裝在大煙盒內偽裝大煙，攜往承做的作坊，對工人說：「諸位如不能如期完活，軍方即要我的腦袋，如能幫忙救我一命，應加班完成，否則我即自殺。」言罷偽裝要吞服「鴉片」，工人們哪知他是鬼計，在孫的脅迫下，星夜加班，如期完成。那年元隆凈賺四、五萬兩銀子。
元隆承包軍裝的辦法比益泰昌「高明」，叫做「撒散工」，即委託工頭把活計轉發給許多作坊及散工(家庭婦女)，完活領錢。這個辦法資本家很省心，一不用添工具， 二不用租廠房，三不用人管理，有活招之來，無活揮之去，轉手之勞，便大發其財。但到民國(1912年)以後，政局不穩，軍頭雜亂，再承包軍裝，元隆恐有損失，便把目標轉向鐵路方面，承包津浦、京奉(即今京沈線)兩條干線的員工制服，賺利頗多。
(二)發戰爭財：一九00年庚子之役，帝國主義軍隊攻佔天津，到處焚殺擄掠，獨元隆的倉庫因在侯家後德厚里一住家院內，未受損失。社會秩序恢復後，市面貨物奇缺，元隆即乘機復業，並獨出心裁地做了一個大橫幕，寫上「慰問主顧大減價」幾個字，招來顧客人山人海。元隆乘機利市三倍，撈回戰時的損失，又創出名聲。
一九一四年歐戰前夕，英、俄貨在天津市佔主要地位。最受歡迎的是俄國的「不落色花布」和英國的「十八子市布」。元隆估計到一旦大戰爆發，貨源必斷，因此馬上從英商怡和、太古等洋行訂到大量英貨。果如所料，大戰爆發後結匯時，英磅貶值，獲得好處。又因戰時洋貨奇缺，價格飛騰，元隆撈到很大利潤。據說，吃一厘股的小頭目就可分到幾千兩銀子，當然孫、胡兩家更是腰纏萬貫。從此，孫烺軒便與胡樹屏又約有金、潘兩家，合夥開了晉豐銀號、元聚棉布莊、元裕棉布莊，專門經營英、日洋貨。不但元隆聲勢加大，孫家名氣也隨著提高。
(三)發投機財：一九三四年，國民黨政府廢兩改元，實行法幣制，開征所得稅。在這一經濟變動情況下，南方絲織工業一落千丈，福字牌股批洋縐由七兩五一匹落到二兩五。 當時，元隆派營業主任蕭耀章駐上海采購，蕭見硬幣改紙幣，認為物價應漲不應落，便作主買進五十萬元的絲綢北運，並堅囑總號只可零售，萬勿批出。時孫烺軒、胡樹屏早已去世。繼任的經理胡翼軒恐有所失，便電蕭停止進貨，蕭回電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胡翼軒不予匯款，而蕭不但不聽，反由滬借十萬元外債買上絲貨，再電胡說：「諸葛亮一生謹慎，我如有失，願解職以謝。」果然不久，在新幣制和惡稅摧殘下，南方絲廠全停，上海市面買不到成匹絲綢，原價八毛二分一尺的絲綢，到天津就可另賣三元八毛。元隆這一水買賣，又發了大財。
四)發「禮券」財：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以前，元隆已進入「黃金時代」，在當時的法租界四號路(現濱江道)設立分店，在英租界小白樓設有售貨處，營業額日達八千元。其所以能這樣發展，除有以上發財訣竅外，還自一九一九年開始發行一種吸收無息存款的所謂「紅帖」，等於變相發行鈔票。在紅紙上寫明某種衣料一件，下蓋元隆號章，憑帖到店取貨。此種「紅帖」現賣現開，頗有銷路。以後又改成鉛印，附有五彩圖案，名為「禮券」。為爭取多銷，又在禮券背面加印數格，主顧只要按券面價格付款開出，購貨時零買整買均可。這樣一來，不僅吸收了很多預付貨款，充實了資金，而「禮券」如有遺失損毀，不能掛失，預收的貸款便由元隆吞沒。
(五)發剝削財：從孫烺軒、胡樹屏一直延續到繼任的各經理人，對職工始終耍弄一套騙人把戲，他們仿牧師宣教辦法，天天對職工喊「號內賺錢，肉肥湯也肥」，可是，職工們在飽嘗他們的剝削後，憤然說：「肉肥湯摻水」。事實確是如此。元隆利潤分配共分十七股，孫、胡兩東家佔去八股，四個經理佔去五股，浮股頭目佔去三股，總計這少數人佔去十六股，剩下一股分給職工。這種分法的不合理，姑且不談，單說年底盤貨，根本就沒個定規。有時用三厘大秤壓低盤貨數，有時把十塊錢一匹的「大五福」打成兩扣，有時把七、八角一尺的羅紡也竟盤個毛八，七的，做大了厚成，剝削了職工。總之，號內賺多少錢，只有東家、經理明白，職工一概不準過問。可是．每當年終打饋送(贈送職工的一滴余瀝)時，還要舉行大典，設下香案，排列成隊，聽候點呼，每贈一人，經理總要說：「天賜福利，財源輻輳」，受贈人必須長揖一拜，口稱「謝！謝！」。就在這樣情況下，元隆東家們腦滿腸肥，而職工們卻是僅能糊口。
三、狡黠的競爭手法
元隆開業後，就遇到敦慶隆、謙祥益、瑞蚨祥、瑞林祥以及後起之秀華竹綢布店等勁敵與它櫛比為鄰，互相傾軋，都想扼死對方，發展自己。所以在經營作風上和競爭方法上各有巧妙不同，單就元隆說，就曾採用過以下方法：
(一)認錢不認人：敦慶隆東家紀衛瞻 (我大哥岳父家)，他看到當時市面上棉紗庄獲利優厚，也開設了個錦隆棉紗庄。但由於本小利薄，經營不善，不幾年就虧累垮台，負債三萬元。錦隆與敦慶隆是聯號，外債不清，如債權人逼索，勢必牽連敦慶隆聲譽。紀決定求援於親家孫仲凱，以便保住敦慶隆。可是，孫仲凱認錢不認人，紀衛瞻只好以北門東自有房契作抵向孫借款，這樣一來，無異是敦慶隆向元隆認了輸。不久，敦慶隆的生意更傷了元氣，紀衛瞻被迫賣房，然而把房賣給他人又難得善價，尋思再三，只得覥顏再求孫家「杜絕留買」 (即由接受以房契作押的孫家把房買下)，這就更中了孫仲凱的下懷，因為他早想買紀家的房子。經過幾番磋商，孫仲凱還裝作勉為其難的樣子，以借款數作為購價立了契，申請登記過戶。正當此時，天津市市長蕭振瀛大辦皇會(抬天後宮娘娘像出巡)，北馬路恰是沖要干線，很多富商大賈、 中外富紳，都麇集於此觀光。孫仲凱認為這又是打擊敦隆慶、抬高元隆的好機會。便把新買房前臉所有敦隆慶的宣傳廣告全部摘下，換上元隆嶄新招牌。紀衛瞻不甘心如此受欺壓，認為房雖賣出，但過戶手續尚未辦完。於是，又派人把元隆招牌揭下。兩方「短兵相接」，以至動武，最後經雙方商談，決定兩家都不貼廣告，一場風波暫告平息。可是，當孫家取得正式房契後，隨即給敦慶隆一個極大難堪，巧妙地在新買的紀家的房子臨街整面牆上貼出招租廣告，把「招租」二字寫得很小， 把「請到元隆接洽」六字寫得特別大，意思是說，敦慶隆的房子已賣給元隆，欲租者請找它的新主人，藉此奚落敦慶隆。
(二)巧妙宣傳：元隆的宣傳術，比別家高一籌。 天津《益世報》重要版面常被元隆包下， 「天津元隆號，貨全價公道」十個大字橫貫全版。從天津到北京鐵路沿線各站全塗有元隆廣告。一出北京東站，最沖要的正陽門東西兩面也全被元隆廣告占據。元隆知道各大戲院是人群匯集的地方，便不惜重資對戲院贈送綉花「守舊」 (戲台使用的幔帳、桌圍、椅靠等)，圖案花樣是元隆的廣告。每屆春夏兩季，元隆的三個門市部照例搞兩次「大減價」、「大甩賣」。每次「減價」之外，還要兼施贈扇子、肥皂等小惠。如買大衣，另贈刷子。每逢舊歷年關，專制一種隨貨贈送的紅綾小燈籠，繪有「恭賀新禧」金字，題「元隆號敬贈」字樣，頗為兒童們所喜愛。因此，許多顧客為了得盞小燈籠，都去元隆買布匹，從而擴大了年關的營業額。
(三)專用商標：元隆在其經營的色布中，專備一種印有「園龍」商標的所謂「本牌」色布。這種布的底子布較好，由德元成染廠專門用人工缸染加工，顏色真，不拉長，耐穿用，深受城鄉勞動人民歡迎，但售價卻高出一般色布甚多。
(四)招待分等級： 元隆大門外經常站著一個招待員，殷勤接待顧客。進了店門，迎面掛有「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兩塊招牌。第一櫃是棉布，在這里買貨的都是一般顧客，採用一般招待辦法，不過「請坐」、 「喝茶」。再向里走，就是另一個情況，玻璃櫃櫥，呢絨綢緞，琳啷滿目。這里的照料員的眼光特別犀利，顧客一到，便能測知其購買力大小。根據具體情況，決定招待等級，有的沏好茶，敬「炮台」 (英國煙)，有的給「大前門」，最次也是「紅錫包」。真是大量購貨者，還可能饗以精細糕點或挽留用餐。
(五)特殊手段：元隆為作有錢人家的生意，專門培養一批「走街」。他們熟悉富商、巨賈、官僚、政客、軍閥、寓公的家底：誰家分幾支，每支有多少房頭，幾位小姐，幾個少爺，家庭主要人員的生日，小孩的滿月，以及婚、喪、嫁、娶都了如指掌，准時送貨上門。元隆為了兜攬這些大戶生意，一是立「摺子」，三節算帳，二是適應季節送上貨樣。據估計，當時立「摺子」的大戶約有一千二百多戶，這些大戶的婚喪喜慶大事，所需布匹綢緞，大多由元隆包攬。元隆對這些大公館的帳房也都加意應酬，用年節送禮、買貨抹零、來號時留飯等辦法進行賄賂，以便從內部給予照應。對大公館的看門人、傭人也要年節送使費，遇有大宗生意時，另給回佣。
(六)擴大經營：一九二七年以後，元隆進入極盛時期，在綢布之外，又增添百貨櫃，舉凡毯子、襪子、絨衣、汗衫以至日常生活用品等等，無不俱備。為了多做生意，將婦女旗袍沿邊用的各色斜軟緞以及裱字畫用的綾綣開另出售，這便招來了更多的主顧。那時，天津富有人家男婚女嫁，不用元隆的東西就不夠「排場」。
(七)弄虛作假： 元隆經營初期，在日本大阪設有駐庄， 日貨恆占進貨額70％。「五四」運動後，國人抵制日貨運動風起雲涌，元隆不但不積極參與，反而乘勢投機，將日貨藏起不賣，或把日本牌號改成西洋牌號，有時則把日本白布染成各種色布，混淆國人視線，藉保本身利潤。一九二九年， 日本帝國主義阻撓北伐，造成濟南慘案，全國抵制日貨聲浪又起，元隆即乘機鑽空子，打出「提倡國貨」的招牌，宣傳「做絲綢大褂不要工錢」，並為此獨出心裁地在門前建起一座高一丈三尺的寒暑表大模型，把銷售大褂的件數做為度數，每天按數填升。其實那些絲綢都是滯銷品，長期積壓了資金，這一來，既做了宣傳，又做了生意，賺了錢。
四、結上壓下，兩套手法
元降在解放前，幾經改朝換代，但總能保持平靜無事，原因得力於對外能勾結拉攏，對內善於統治職工。
(一)勾結官府：在清朝包做軍活，有各大軍頭撐腰。進入民國後，孫烺軒和胡樹屏又結識下不少新權貴。我家與直隸省警察廳長楊以德結為親戚，依仗楊的勢力，氣焰囂張。如天津剛有無線電廣播時，元隆首先在門前裝上擴音器，從早到晚廣播，吸引無數聽眾，擁擠不堪。左近瑞蚨祥感到干擾營業，報請警局制上，可是警察廳長不僅不制止，反而親臨現場代元隆維持秩序，瑞蚨祥只好忍氣吞聲。
孫烺軒、胡樹屏死後，對外聯絡由孫仲凱接替。他為了拉攏應酬各界，不惜一擲千金，把妓院桂花班作為交際大本營，又在英租界達文里設有小公館，請客宴會，酒食爭逐，連法領事館人員都是他的座上客。因此，遇到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在日本佔領期間，天津用煤緊張，元隆竟能通過私人偷買了北寧鐵路局的用煤。孫仲凱與北京偽稅署張少姜、天津偽稅務局長范興伯拉上關系，凡納稅查帳都對元隆有特殊關照。有一次，偽稅署派員到津查幾家帳目，別家都是誠惶誠恐，獨元隆泰然自若，提出幾本帳，略事應付，即告完事。
(二)統治職工：元隆從來沒有成文的店規制度，卻有一套巧妙統治手法，大致可分為駕馭和監督兩個方面。在孫烺軒、胡樹屏共同管理時，孫充好人，胡當壞人，採用兩面手法駕馭職工。孫烺軒死後，胡樹屏請了兩個領東經理李子濱與王子坡。這兩個人很會演雙簧，李當前瞼，王當後臉，挖盡心思欺騙、統治職工。李子濱一向主張「職工管得順不順，關繫到買賣好不好。」當職工們被李子濱罵一頓或職工對他的欺壓有所反抗時，王子坡就出頭轉圜，一面假惺惺地指責李子濱不對，一面散布「找個事不容易，攜家帶口吃飯要緊」，用以威脅職工，俯首貼耳。對年老多病的職工則從不多費唇舌，借口解僱就是。
元隆的資本家用嚴酷的考勤手段統治職工。每天朦朦亮，頭目人就吆喝著「叫起兒」，老少職工統統起床。在綢布業中，以元隆開門最早，因估衣街一帶早市很盛，元隆要作這水買賣，就讓職工犧牲休息時間。特別是學徒工更得早起，整天不許坐下，直到顧客散盡才能休息。他們唯一偷休辦法，就是到廁所蹲一會兒。可是馬少臣當領東經理時，連這點偷閑都不許，他警告說：「我是門里出身，眼裡揉不進沙子。」他有時直接去廁所抓人，有時故意在廁所外面咳嗽，把人趕走。另外，元隆規定除學徒外，職工每人每月有四十八小時公假，超過公假即算請假。請假要寫請假單，經頭目人核批，登入考勤簿。業務忙時，中午請一小時假按兩小時計算，中午以前較閑，就一頂一，夜間則一小時算半小時。凡超過公假，不論病假、事假均要按時扣工資，故職工們只好小病不休，大病挺著干。業務上的監督更為嚴厲，顧客進了門，就不能叫他空著手走；如發現這種情況，售貨員即須檢查原因。售貨員賣貨，哪怕是一寸布，也得經頭目人驗貨、核單、蓋章放行。
五、分崩離析的結局
元隆底子厚、牌子老，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前，營業始終未衰。但「七七」事變後，日寇佔了天津，便逐步走向下坡，原因是時局不穩，幣值日荒，工商凋敝，物品賣出易，買進難，眼見庫存量日減，買賣不大好作。元隆為策安全，便大買不動產，在上海買妥豐盛里、瑞華坊、花園村三大片房產。在津買了永安飯店(今新聞圖片社址)、恆和西里和吉祥里全部房產，共花一百五十餘萬元(偽聯幣)，這對營業資金周轉不無影響。更重要的是在太平洋戰爭後，日寇幾次「強化治安」，對棉布業的統治更加殘暴，天津各大紗廠產銷幾乎全被控制，敵偽棉布組合加強掠奪和統制，紗廠停工，貨源中斷。朝限價、夕查貨，庫存大減，物價暴漲。孫、胡兩家見此情形，也都大伸其手，競相從元隆賒貨，其結果更促使元隆變成一個空殼。過去貨資充沛時，元隆的貨架布匹都是豎擺，此時為勉強裝璜門面，多佔面積，只好橫擺。原來的綢緞，每簡 (卷在圓筒上)非常厚實，此時僅在筒外面附上一層外皮，特別是到一九四八年國民黨發行金圓券後，連這層薄皮都被搶購一空。業務一落千丈，有坐吃山空之虞，不得不把職工由三百多人減少到八十來人，依靠銀錢業貸款苦撐局面。三個門市部只剩下估衣街一個門市部，苟延殘喘維持到天津解放。
「慶修堂孫」的結局也酷似元隆。孫熄軒在世時，雖發了大財，持家還很嚴謹，他始終住在北馬路毛家胡同舊式四合瓦房裡。在他死後，後輩便以慶修堂名義，前後開了許多買賣，如錢業就有晉豐、祥生、慶益三個銀號；棉紗棉布莊計有元聚、元裕、慶生等號；另外對瓷器店、麵粉廠、織布廠方面也有投資，利潤滾滾而來，生活上便都大肆揮霍。我叔孫仲凱到處蓄妓納妾。我哥孫誠哉好講排場，一九三三年買進的樓房本有八成新(現和平區委所在地)，他嫌不夠局面，又重新拆蓋，客廳、廚房都中西兩套。在中式客廳里，力求古色古香，特從北京搜買了幾件清宮里的傢俱，做為陳設。我看他們都那樣闊綽，也不甘示弱，在二十多歲就買上流線型汽車，弟兄們也爭著花錢，百般鋪張浪費。全家總共四十口人，竟占房三百餘間。上下男女傭人比我全家人還多。更為豪華浪費的是婚喪大事，單就喪事說，我祖母、父親死時，杠要分大小，先用三十二人小杠把靈柩從內宅抬出，再用六十四人大杠抬往自設塋地「逸安別墅」暫厝。所有棺罩、旗羅傘扇都由上海定製蘇綉，送靈執事達一千餘人。大部分冥用器俱，多用綾絹製成，認為這樣才夠「排場。」
大約是一九四一年，日本憲兵隊突然闖入我家進行搜查，硬說藏有黃金。當時日寇實行「強化治安」，存儲硬幣均屬犯法。我母親懾於日寇暴力威脅，承認在澡盆下埋有白銀，被日寇憲兵起走一萬五千元現洋，但白銀下邊還有百兩黃金未被發現。我想失財事小，「違法」事大，當即請我叔孫仲凱通過偽警局特高科長徐樹強的關系，把全部現洋作為向「皇軍」獻禮，還得了一紙獎狀，了結此事。
到一九四八年，「慶修堂孫」很象一局殘棋，空撐著架子。大廚房開不出飯來，一天蒸兩頓玉米面棗窩頭，私蓄厚的便去下館。最後實在無法維持，於一九四八年年底，析居分灶。從此，「慶修堂孫」便宣告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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