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求電影《喜福會》的影評
《喜福會》所講述的是四位華人移民婦女和她們在美國長大的兒女各自之間的故事。小說的題目《喜福會》原是母親們打麻將的聚會。這些婦女移居美國已有幾十年，但她們仍念念不忘從小受過的傳統教育，恪守著中國幾千年來滲透於婦女血液之中、幾乎已成為天性的封建男權的思想。她們共同的理想就是要嚴格教育、管束自己的女兒，使她們能逃脫自己這一輩女人的命運，成為她們眼中幸福的女人。然而，對於母親的管束，女兒們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一味反抗，在這個種族、階級、性別不平等的美國社會里，兩代女性上演了一出由相互爭斗到殊途同歸、相互認同的悲喜劇。在這出悲喜劇中，給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人物口中道出的事情，而是那些她們無法啟口、無法觸及、諱莫如深的事情，是沉默背後的東西。在這里，沉默已經變成了一個象徵，它那巨大的毀滅性力量摧毀著女性賴以生存的自尊、自信和勇氣，使她們在沉重的壓抑之中喪失生存的能力。然而一旦打破沉默，這毀滅性的力量就會立刻消失，被壓抑已久的人性就將得到復甦，平衡和諧的關系就會得到恢復。《喜福會》中母女們的悲歡故事大部分都是以沉默和打破沉默這條主線編織起來的。
例如在吳蘇圓和吳晶梅這對母女之間，許多年的時間就是在沉默中度過的。母親在女兒童年時曾堅決而「狠心」地以做清潔工為代價讓女兒有機會去學習鋼琴，希望把她塑造成一個有別於自己、能為白人社會所接受的高雅女性。而女兒卻「不懂事」地一味反抗母親的意志、母權的統治。在一次華人社區舉辦的少年天才表演比賽上，女兒演奏得一塌糊塗，讓爭強好勝的母親當著親朋好友丟盡了臉面。回到家裡，女兒滿以為母親要朝她大發雷霆。然而，這時的母親卻一反常態地平靜如水，緘口不語，臉上一副「毫無內容」的麻木表情，沉默得令人恐懼。沒有受到訓斥的女兒的表現同樣令人吃驚：面對母親的沉默她的反應既不是吃驚，也不是輕松，更不是害怕，而是「失望」！因為這樣她就沒有辦法「也朝她（母親）大喊大叫，把心中的痛苦哭出來，摔回到她身上去」。在這里，沉默就像長在母女心中的一塊惡性腫瘤，把雙方都折磨得痛苦不堪。這件事情過去之後的很多年裡，它一直是母女之間不敢提及的禁忌話題。女兒再也不彈琴了，母親也不堅持讓她彈了。琴蓋鎖住了女兒的痛苦，同時也鎖住了母親的希望。沉默中女兒長大了，母親也衰老了。沉默的結果是「母親和我（晶梅）從未互相理解過。我們相互翻譯對方的意思，我聽到的內容似乎總比她說的少，而母親聽到的卻總比我說的多」。相互間的沉默和誤解持續了很多年。在女兒過三十歲生日之時，母親把這架閑置了多年的鋼琴作為生日禮物送給了女兒，但這已經是母親臨終的願望了。當女兒再次打開琴蓋，彈起往日覺得很難的一支曲子時，她竟驚奇地發現這首曲子並不像她想像的那樣難了。母女之間的這些無言的行動象徵著沉默的被打破和兩代人之間最終的理解與諒解。然而，代價畢竟太大了。它犧牲掉了母親一生對女兒的期望和女兒半生的歡樂，並在女兒的心靈上留下了永遠無法癒合的傷疤。至此，我們不難看出沉默所蘊藏的巨大的破壞力。
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二個例子是瑩映·聖克萊爾和莉娜·聖克萊爾這對母女之間的故事。她們的沉默已經不僅僅是話語的消失，而是整個人的消失，是對自我的不斷貶低和最終的抹殺。這是男權社會中女性終極的悲哀。可嘆的是當母親的一代已經失去了自我之後，女兒又在不知不覺中重復著母親的故事，盡管她曾經是那麼激烈地反抗過母親的意志。故事的一開始作者就以母親的口吻寫道：
許多年來我總是把嘴巴閉得緊緊的，不讓自己的願望流露出來。因為我沉默得太久，女兒已經聽不到我的聲音。她坐在她那豪華的游泳池旁，聽到的唯一的聲音就是她那索尼牌隨身聽中發出的聲音和她那身材高大無比的丈夫（的聲音）……
這么多年來我總是把自己隱蔽起來，像個小小的影子般跑來跑去，這樣就沒有人能抓得到我。我的動作是那麼的隱蔽，以至於女兒對我都熟視無睹。她所看到的就是她的購物單，她的記帳本和她那張整齊的桌子上擺著的扭曲的煙灰缸。
我想告訴她（女兒）的只有這句話：我們倆人都已經消失了。沒人能看見我們，我們也看不見別人；沒人能聽到我們的聲音，我們也聽不到別人的聲音。沒有人認識我們。（Tan，1993：64）
正如這位母親的這段內心獨白所描述的，她為了掩飾自己屈辱而辛酸的過去——無情的丈夫另覓新歡，腹內的嬰兒被她為報復丈夫而狠心地殺掉，獨自逃出家庭，尋找生路——在受盡了生活的折磨之後她變成了一隻「老虎」，一個「看不見的幽靈」，一個能未卜先知、看穿一切、預測一切災難的女巫般的人物。（這樣的女預言家或女巫般的人物在美國少數民族女作家的作品中也常見，如托尼·莫瑞森、愛麗斯·沃克等人的作品中的母親形象，這一點也非常耐人尋味）。盡管她後來碰到並嫁給了善待她但卻不了解她的美國丈夫，隨他移居美國，離開了惡夢般縈繞在她心中的故鄉和過去發生的一切，但此時的她已經沉默得太久，失去了生命力：
我怎能不愛這個人呢（她的美國丈夫）？但這是一種幽靈般的愛。明明雙手緊緊地摟住了他，卻根本沒有碰到他；明明一碗滿滿的米飯擺在眼前，卻一點胃口都沒有，我不知道什麼是餓，也不曉得什麼是飽。（Tan，1993：286）
而正是這樣一個沉默了半生，感情、精神上幾近麻木、死亡的母親在看到女兒面對的不幸婚姻時，卻出於母愛的本能果斷地打破了自己的沉默：
我要用這尖銳的痛去穿透女兒厚厚的皮，把她體內的「虎氣」也釋放出來。她必定會反抗。因為這是老虎的天性。但我終究會戰勝她，把我的精神輸入她的體內。這就是母親愛女兒的愛法。（Tan，1993：286）
母親為了拯救女兒准備採取行動了，那麼女兒呢？這位聽著索尼牌隨身聽，喝著可口可樂，在母親眼中只知道物質享受的新一代華人婦女的命運又是怎樣的呢？她的故事遠沒有母親的那麼一清二楚、黑白分明。她自認為在學業、智力、工作能力等各方面都能與丈夫平分秋色，甚至在某些方面勝他一籌：是她出主意協助丈夫創辦了他們自己的建築設計公司。因此她認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她都「應該得到這樣一個丈夫」。而事實上她的婚姻，以至於她的整個生活都在美國式的「帳目均攤」的貌似平等的游戲規則下悄無聲息地松動著、瓦解著。她在游戲之中竟漸漸忘記了游戲最初的目的，失去了是非觀念和自我意識，到最後甚至幻想以經濟上的忍讓與多付出來換取丈夫的感情。失敗的結果使她完全喪失了自尊和自信。面對男權的威懾，她深深地感到了自身的嬴弱和無助，變得束手無策，啞口無言：
我開始哭泣，我知道這是哈羅德一貫討厭的。我一哭他就會不舒服，發脾氣。他認為我這是在耍手腕兒。可我真的忍不住，因為我意識到自己根本就不清楚這場爭吵最初的起因了。我是想讓哈羅德站在我一邊嗎？是想少付一些那一人一半的費用嗎？我真是想結束倆人之間這種凡事都算得一清二楚的生活方式嗎？即使真的那樣，我們不還是會照樣在心裡算這些帳嗎？那樣我不就會覺得更糟糕，更不公平嗎？……
這些想法全不對頭，全講不通，我一樣也說不準，整個人都陷入了絕望。（Tan，1993：180）
莉娜提出的實在是個令人困惑而又發人深思的問題。的確，女權主義最初的目的是要在政治、經濟、社會地位等方面爭取男女平等。用在我國流行了很長時間的一句話來說，女性的解放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男女同工同酬」。我們姑且不談這個理想是否已經實現。就算是真的已經實現，女性就真的從此能與男性平分秋色了嗎？莉娜的故事就是對這個問題最好的回答。錙銖必究的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問題的實質，那就是更隱藏、更根深蒂固的男權主義思維定式和人們早已習焉不察的男權觀念。莉娜對這令她有苦難言的男權觀念的沉默與忍讓把她推入了一個無言、無奈、無望的境地。一段婚姻葬送在「男女平等」的生活方式之下，這難道不是對某些人頭腦中的「平等」概念具有諷刺意味的新闡釋嗎？可以斷言，女性的這種沉默才是女權主義者和全社會更應備加關注的現象。在這里，「分攤帳目」變成了一個意味深長的諷刺，一個在更廣闊的背景下具有實際意義的暗喻。
在《喜福會》中，沉默的主題似乎無處不在，但又彷彿是作者在漫不經心中流露出來的。書中的女性不僅是沉默的受害者，也是將沉默鍛造成一把鋒利無比的劍去互相傷害的殺手。小說中的琳多和魏芙麗這對母女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女兒魏芙麗少年時代很有下棋的天賦，每逢與人對弈都猶如有神人在暗中相助，無往而不勝。她在學校和市、州級的比賽中都捧回過獎杯，這令做母親的頗為自豪。她走在街上，逢人便拿出登有女兒照片的雜志封面向人炫耀。這引起了女兒的反感。爭吵之後，母親一連幾天緘口不語，對女兒下棋的事情不聞不問。最後，女兒沉不住氣了，主動與母親講和，又繼續參加比賽。然而，奇怪的是從此以後她身上的那股神奇的力量不見了。她一輸再輸，直到最後不得不放棄了下棋，從一個天才的棋手變成了個「普通人」。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超現實的描寫。女兒身上神奇的力量自然是母親所賦予的，而母親的沉默竟永遠地奪去了她的天賦。在母親的眼中，女兒的生活是透明的，一切都逃不出她的眼睛。但是，當女兒帶著她參觀自己新布置的住所，希望間接地告訴她自己已再婚的消息，並迫切希望得到她的首肯與祝福時，母親卻作出一副充耳不聞、事不關己的樣子，或者顧左右而言它，或者乾脆不予理睬，把女兒懸在了沉默的半空中，使她受到了比來自話語更加深重的傷害。對這一點女兒有著切膚的體會：「我媽媽懂得怎樣讓人痛苦，這種痛苦比任何其他形式的痛苦都更加深重」。這位母親能讓「白色變成黑色，黑色變成白色」，讓女兒經過精心調整、自以為滿不錯的新生活——包括新婚的丈夫、自己的女兒與新繼父之間和諧的關系、丈夫送她的貴重禮物裘皮大衣、精心布置的家；一切的一切都變得一無是處、毫無價值可言。母親利用沉默這把利劍把女兒戳得鮮血淋漓、體無完膚，而更可悲的是女兒從母親身上繼承來的那不可救葯的心理情結（非要得到別人的肯定才能生活得心安理得）。一個非要不可，一個執意不給，這場不見硝煙的沉默戰爭使母親和女兒都身心交瘁，傷痕累累，在雙方感情上造成了本不該有的深深的傷害。一天，當女兒下定決心要去找母親說個清楚時，她才在母親睡熟的時候霍然發現，自己那強大的「敵人」原來不過是一個毫無攻擊力，甚至是不堪一擊的老婦人，這是多少年來她第一次發現母親的真實面孔。經過一番母女間推心置腹的交談。女兒終於認識到：
真的，我終於懂了，不是懂了她剛才所說的話，而是那些原本就是真實的事情。
我明白了自己一直是為何而戰的：是為自己，一個被嚇壞了的孩子，一個老早以前就逃到了一個自認為安全的地方躲起來的孩子。我躲在這看不見的掩體後邊，心裡很清楚對面藏著的是什麼：是她從側面可能發起的攻擊、她的那些秘密武器，還有她那洞察我一切弱點的高超本領。然而，就在我把頭伸出掩體，向外窺視的那一瞬間，我終於發現了那裡的一切：那是一個用鐵鍋當盔甲，用毛衣針作利劍的老婦人，一個因久等女兒的邀請而不得，正在變得脾氣暴躁的老婦人。（Tan，1993：204）
這是一段多麼形象、生動的描述！母女間多年感情、心靈上相互間的沉默給對方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創傷。而這沉默一經打破，戰爭的陰影也隨之散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兩代女性之間可貴的重新認識和相互理解，是女性的覺醒。她們終於認識到，在一個「種族、性別歧視的世界裡，女性之間應該成為朋友，成為同盟」。對於書中的兩代女性來講，要想相互破譯對方的真實思想——那些掩蓋在各種形式的沉默之下的真實思想是件非常艱難的事情。但無論怎樣，她們都以各自的方式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年輕一代的女性從母親身上汲取了精神的營養與力量，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新的生活。這正是小說的結尾處吳晶梅在母親去世之後代表母親去大陸尋找她失散多年的雙胞胎姐姐一幕所象徵的。三姐妹在母親的故土上終於摟在一起，多年的歸鄉之夢、母女和姐妹團圓之夢都隨著沉默的打破而實現了。這是讓人多麼欣喜的一幕！
譚恩美是華裔女作家中的第二代，她與王玉雪（Jade Snow Wang）和湯婷婷這些年長於她的華人女作家一樣，沿襲了母女關系這一寫作題材。她們都各自從自己母親的身上汲取了寫作靈感和素材。這正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在她們的作品中，「母親的苛求所代表的就是男性的苛求」，是男權社會滲透於她們意識深層的自我貶低、自我排斥、自我抹殺的傳統觀念，是一種可怕的集體無意識。在這樣的觀念之下，她們自然永遠無法達到母親的要求，也無法正視原本的自我。無論她們怎樣努力改變自己，以何種標准改變自己，其結果卻總是更多的失敗和更大的痛苦。這是一些華人女性最大的悲哀。從這個意義上說，《喜福會》給我們的啟示之一就是：在美國，所謂的多元文化，也就是亞文化與主流文化保持一致的新格局，從本質上來說不過是一場掩人耳目的把戲，是對亞文化的同化和心理侵略的掩蓋。那麼，與其他少數民族的女性一樣，華裔女性只有重新找回原本的自我，打破文化的沉默和性別的沉默，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尊、自信、自主地面對生活，才能最終進入「喜與福」的境界。
最後，再讓我們回到本文開頭提出的一個問題：在看到了作者通過她的16位女性人物一一講述的那些埋在她們心底的故事，了解了她們深深的沉默背後的心曲，對那些我們曾經那麼習以為常、司空見慣的問題作出了新的思考之後，無論你是男性還是女性，身處西方還是東方，你還能把這部小說當作一塊輕松可口的小點心來消化嗎？這里，我們不禁又想起了海明威那著名的冰山理論，我想它在這里也同樣適用：如果人的話語世界占他整個世界的十分之三，那麼有誰因此就能忽視那冰面之下十分之七的沉默世界的力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