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國古代那些學術流派除了儒家還有哪些
中國傳統學術流派分類
1. 司馬遷《史記》引述了司馬談(司馬遷之父)對學術流派的見解，他把先秦以來的學派總歸納為六家，即：陰陽學說、儒家學派、墨家、法家、名家、道家。
2. 班固在《漢書》中則把先秦以來的學派歸納為十家，即：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
儒家： 四書，五經，十三經
道家： 老子 《道德經》 《南華經》
法家： 《商君書》 《韓非子》
墨家： 《墨子》
從「孔門四科」到「儒學四門」——對中國傳統學術分類的一種簡略考察
「分」、」「別」等觀念，是原始社會後期人類在生產活動中逐漸產生的，是隨著社會分工的出現而自然產生的重要觀念。按照許慎《說文解字》解釋，「分，別也。從八刀。」分，指分別。而「八」的原義，指「別」。[1]這是中國古代對「分」之理解。在「學在官府」、「學術專守」的殷周時代，中國已經出現了明確的學術分工與學科分類。作為「古代道術之總匯」的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既是當時流行的六種重要典籍，又是官府職掌的六種專門知識門類。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作為六種學術門類的「六藝」外，在春秋時期還出現了為後世儒家所稱道的「孔門四科」。考察先秦儒家「孔門四科」到清代「儒學四門」的演變，可以窺出中國固有學術門類演化的具體情景。
《論語·八佾》曰：「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這是先秦較早出現「科」名的文字。關於「孔門四科」之內容，有兩種說法，一是《論語·述而》載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因此後世有人遂認為孔門四科指「文、行、忠、信」四個方面；二是更多的後世學者將德行、政事、文學、言語，視為「孔門四科」，其基本依據，便是《論語·先進》上有這樣的記載：「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這就是說，孔門弟子根據其學業特長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先秦時期除了作為最早學術分類的「六藝」外，似乎還存在著「孔門四科」這樣的分科性學術門類。
除了《論語》上所載的孔門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之外，《孔子家語》也盡列孔門弟子，並將通六藝之七十弟子以專長分為四科，從中旁證孔子確有「四科」設教之事。如以德行聞名的有顏回：「回以德行著名」，此外還有閔損、冉耕、冉雍等；以言語科聞名的有宰予：「有口才，以言語著名」，此外還有子貢等；以政事科聞名的子有：「有才藝，以政事著名」，此外還有子路：「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以文學科聞名的有言偃（子游），「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卜商（子夏），「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2]
司馬遷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對孔門四科也作了詳細記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冄伯牛，仲弓。政事：冄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3]將孔門弟子按照德行、政事、言語、文學進行類分，反映了孔門四種學術科目的狀況。司馬遷的這段記載，是對「孔門四科」最有權威的闡釋。
對於「孔門四科」間的關系，近代學者錢穆曰：「孔子門下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言語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屬政治科，文學則如今人在書本上傳授知識。但孔門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子夏列文學科，孔子教之曰：『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則治文學科者，仍必上通於德行。子路長治軍，冉有擅理財，公西華熟嫻外交禮節，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專一業。但冉有為季孫氏家宰，為之理財，使季孫氏富於周公，此已違背了政治大道。孔子告其們人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但季孫氏也只能用冉有代他理財，若要用冉有來幫他弒君，冉有也不為。所以冉有還得算是孔門之徒，還得列於政事科。至於德行一科，尤是孔門之最高科。如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學了滿身本領，若使違離於道，寧肯藏而不用。可見在孔門教義中，道義遠重於職業。」[4]因此，如果說《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藝」是孔子教授門徒的六種典籍的話，那麼德行、政事、文學、言語等所謂「四科」，便是孔子教授門徒的四種學術科目。
但值得指出的是，盡管「孔門四科」被清儒引申為後來的義理、經濟、考據和詞章四科之學，但在先秦及秦漢時代，它並未引起儒者的過分重視。只是到了隋唐時代，有人開始注意到「孔門四科」。唐人白居易曰：「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為六義。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科，則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學科，則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教，今已區別；四科六義之旨意，今合辨明。請以法師本教佛法中比方，即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即如《毛詩》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羅密……夫儒門、釋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5]
從這段文字可知，白居易發掘並重視「孔門四科」，顯然是由於佛、道興起，為了與佛法及佛經義例對抗而引發的。同時，白氏受佛教啟發，將「孔門四科」及孔門弟子與佛家經典及門徒相類比，其主旨在於說明儒、釋「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
更值得注意的是，漢代以後，「科」並未成為學術「類名」被廣泛使用，而是作為官吏考試的科目加以運用。所以，與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不同，中國古代的「科」名及「分科」，多指官吏考試的科目。為了弄清中西學術對「分科」概念的差異，有必要對作為中國考試制度意義上的「科」及「科目」加以系統考察。
如前所述，「科」名在先秦開始出現，到秦漢時代，「科」之概念作為「類名」已經普遍使用。但此時所謂的「科」，主要指考試制度上的「科目」。《漢書·儒林傳》曰：漢平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此處所謂「甲科」、「乙科」及「丙科」，是選拔官吏的科目。班固《兩都賦》言：「總禮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李賢注曰：「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為甲乙之科」。[6]此處所謂「甲乙之科」，也是指選拔官吏的考試科目，說明漢代已經有了設「科」選官之制。
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將「孝廉科」變為常科。隨後，又陸續開設茂才、明經等常科及明法、尤異、治劇、兵法、陰陽災異、童子舉等眾多名目的特科。一般認為，漢武帝開始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7]，逐漸建立了科舉制度。所謂科舉制度，是指採取分科考試辦法，按照不同的科目通過考試來選取人才、選拔官吏的制度。西漢時舉士以舉孝廉，東漢時更多採用察舉。據《後漢書》載，東漢順帝時，「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8]。因此，中國分科觀念主要不是在學術分類上使用，而是運用在科舉考試中，特指考試科目。換言之，「分科」一詞聯用，是指考試門類的分門別類，非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漢代考試制度實行後確立的主要科目，如茂才、明經、明法等眾多科目，無論是常科還是特科，均非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分科」之概念沒有在學術分類上普遍使用，而是在考試制度中得到發揮。
近人陳熾指出：「科目之興，一千有餘歲矣。」[9]科舉制度源於漢代，到隋唐時代基本確立。開皇18年（598年）隋文帝命「京官無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舉人」，[10]隨後又「詔諸郡學業該通，才藝優恰」等四科舉人。據《舊唐書·薛登傳》載：大業3年（607年），「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唐代科目設置承襲了漢代察舉制的科目體系，均設常科和制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皆歲舉之常任也，」[11]在這12科中，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最為重要。唐開制舉科目竟達63科，分為文、武、吏治、長才、不遇、儒學、賢良忠直等7類[12]，表明其時科舉考試「科目」分類之細密。
宋代科舉，略仿如唐制，分進士、明經等科。據載：「今進士之科，大為時所進用，其選也殊，其待也厚。進士之學者，經、史、子、集也；有司之取者，詩、賦、策、論也。」[13]宋代科舉分常科與特科，常科有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通禮科）。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法等文科及武科。進士科為最重要的科目，九經、五經等明經諸科地位較低。宋仁宗天聖7年（1029年）2月，盛度上書設置「天聖十科」：「賢良方正能吉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藝待京朝之被舉及起應選者。又制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又制高蹈丘園科、沉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14]後去掉書判拔萃科，為天聖九科。
司馬光在元佑元年主政後，提出「十科舉士」建議：「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許鈐轄已上武臣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人）；無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15]這種「分科取士」之法，特別為晚清學界推崇，成為中國學人接受近代西方「分科設學」觀念的基礎。
由此可見，孔門雖分為德行、政事、文學、言語等所謂「四科」，但在很長時間內並沒有成為類分學術的標准，而僅僅是官吏科舉考試的科目。據筆者考證，「分科」一詞聯用，見於《宋史》：「自經、賦分科，聲律日盛……二十七年，詔復行兼經，如十三年之制。內第一場大小經義各減一道，如治《二禮》文義優長，許侵用諸經分數，時號為四科。」[16]北宋時，隨著書院制度的興起，私人講學之風再起，孔子「分科授徒」做法引起了一些學者重視，並加以效仿，出現了「分科授學」的現象。因此，「分科」一詞，多數情況下是指分設考試科目，但宋元以後也指書院教學的科目門類。關於這一點，通過分析宋代胡瑗分齋教學情況可略約而知。據史料記載：胡氏教授門徒，採取了分科教學的方法，分經義與治事兩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實之講明《六經》。」治事齋專門培養治術人才：「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或專或兼，各因其所長而教之）。儒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是也。」[17]
既然「科」名早已存在，孔門已經分為德行、政事、文學、言語等所謂「四科」，那麼這種學術分科難道在後來就沒有得到發展嗎？筆者認為，先秦時期已經蘊含的以學科為類分標準的學術分科，盡管始終沒有能夠發展為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但並不意味著分科性質的學術在中國沒有得到發展。從「孔門四科」演化到「儒學四門」，便證明中國學術門類也是隨著中國學術的發展而逐步演化的。筆者認為，隨著學術的演化和分類的細密，到明清時代，開始由考試科目或書院講授科目，逐漸向近代意義上的學科演化，逐漸形成了所謂「儒學四門」——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與經世之學。
在西漢經學研究中，開始出現經學的三個分支科目：章句、義理和訓詁。所謂章句，即章節和句讀，此種學問在先秦時期萌芽，到漢代成學。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18]章句之學是在搜集、整理失散的經籍過程中興起的。《新唐書》曰：「自六藝焚於秦，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19]《易》有施、孟、梁丘章句，《書》有歐陽、大小夏侯章句。所謂訓詁，即是解釋字詞的本意。許慎《說文解字·序》曰：「蓋文字者，經藝之本。」郭璞《爾雅·序》言：「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因此，在經學研究中，逐漸發展為包括研究字體、音韻、訓義在內的訓詁學，稱「小學」（附屬於經學）。劉歆在《七略》中的六藝略，專門列有「小學」類目，說明它在西漢時已經成學。班固《漢志》也將「小學」列為經學中的一個類目，並收錄10家45部典籍。
所謂「義理」，是指經籍包含的意義和道理。《禮記·禮器》曰：「義理，理之文也。」以《春秋》公羊學為代表的西漢今文經學，注重探索經籍的「微言大義」，形成後世「公羊學」；漢代古文經學雖注重訓詁考據，但並未忽視六經的「義理」。據《漢書·劉歆傳》載：「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傳》，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20]這說明到劉歆時，經學研究的三種學問基本成形。
經學研究出現章句、義理和訓詁三門分支學科，是中國學術發展的反映，但漢代時並沒有將這三種學問與「孔門四科」聯系起來。到北宋時，逐漸出現所謂文章之學、訓詁之學與義理之學的分野。程頤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學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他所謂的訓詁之學，即是漢代經學；文章之學，即是唐代文學，儒者之學即是宋代「義理之學」。因此，程氏又說：「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21]所以，他所推崇的是研討六經之大「道」的學問，即「義理之學」。
「義理之學」的名稱，出自《資治通鑒長編》：「今歲南省所取知名舉人，士皆趨義理之學，機為美事。」[22]張載亦曰：「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23]這是宋代學者著作中較早提及「義理之學」者。義理之學主要是從治學方法上立名，偏重於從總體上探究儒家經典的內容和精神實質；訓詁之學注重對經典字句進行解釋和考訂；性理之學關注經典的道德性命。「經濟之學」在宋代也成為一門與經史之學相應的學術門類。清人陸心源在《臨川集書後》說：「三代而下，有經濟之學，有經術之學，有文章之學，得其一皆可以為儒。意之所偏喜，力之所偏注，時之所偏重，甚者互相非笑，蓋學之不明也久矣。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能合經濟、經術、文章而一者，代不數人，荊國王文公其一焉。」[24]這里雖不敢斷定宋代已經分為經濟之學、經術之學、文章之學三門，但至少可以證明到清初時，「經濟之學」作為一門學問已為學者認可。
明清以後，作為經學研究的四種分支，義理之學、考據之學、經濟之學與文章之學的名稱，逐漸為學者通用。戴震、章學誠等人均將中國學術門類分為三種，即義理之學、考據之學和詞章之學。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說：「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25]而嘉道之際「經濟之學」驟然興起，與義理、考據、詞章之學一起，構成了所謂「儒學四門」。姚鼐的侄孫姚瑩認為：學問「要端有四，曰義理也，經濟也，文章也，多聞也。」[26]明確在中國學術門類中增加了「經濟之學」。
阮元在界定考證之學與「經濟之學」時說：「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27]此處所謂「稽古之學」，就是考據學；所謂「政事之學」，即經世之學。
到了道、咸之際，「經濟之學」與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並列成為中國傳統學術的四大門類。明確將「孔門四科」與「儒學四門」聯系起來的，是晚清大儒曾國藩。他說：「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28]從這段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出，曾氏已經將「經濟之學」視為中國重要的學術門類了。
正因如此，在總結中國傳統學術時，曾國藩按照這種學術分科來看待歷代學術大師。他說：「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為近，姚、王於許、鄭為近，皆考據也。」[29]在曾氏看來，孔門德行之科，極為後來的義理之學，宋儒周、程、張、朱之學，即為義理之學；孔門言語之科，即為後來詞章之學，唐宋時代的韓、柳、歐、曾、李、杜、蘇所謂八大家者，屬於詞章之學；孔門文學之科，即後來的考據之學，漢代以後的許、鄭、杜、馬、顧、秦、姚、王等大家，屬於考據之學。
這樣，「孔門四科」發展到清代，已經形成「儒學四門」，並且得到了晚清學人的普遍認同。康有為在《長興學記》中，將所傳授的學問也分為四種：一曰義理之學，二曰經世之學，三曰考據之學，四曰詞章之學，並認為中國學術不出此四科：「周人有『六藝』之學，為公學；有專官之學，為私學，皆經世之學也。漢人皆經學，六朝、隋、唐人多詞學，宋、明人多義理學，國朝人多考據學，要不出此四者。」[30]
可見，從「孔門四科」到「儒學四門」，表明中國傳統學術開始向近代分科性的學術門類演化著。但值得指出的是，「儒學四門」仍然不是以研究對象為標准劃分的，而是以研究方法、研究視角及研究門徑進行分類的，與近代意義上的「學科」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嚴格意義上說，「儒學四門」是指研究學問的四種途徑，非指近代意義上的學科。近人郭嵩燾曰：「自乾隆盛時表章《六籍》，老師大儒，承風興起，為實事求是之學。其間專門名家言考據者又約有三途：曰訓詁，研審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證，循求典冊，窮極流別；曰讎校，搜羅古籍，參差離合。三者同源異用，而各極其能。」[31]
此處所謂「考據者又約有三途」，將「儒學四門」的性質作了清楚界定。
【作者簡介】左玉河（1964年——），男，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文化室副主任，兼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副秘書長，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1] 許慎撰、段玉裁註：《說文解字注》，第4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 《孔子家語·七十弟子》，《百子全書》刊印本，嶽麓書社1993年版。 [3]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4] 錢穆：《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教育》，《國史新論》，第224頁，三聯書店2001年版。 [5] 白居易：《三教論衡》，《白居易集》卷六十八，中華書局1979年版。 [6] 《漢書·班固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7] 《漢書·儒林傳贊》，中華書局標點本。 [8] 《後漢書·儒林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9] 《陳熾集》，第79頁，中華書局1997年版。 [10] 《隋書·高祖紀》，中華書局標點本。 [11] 《新唐書·選舉志上》，中華書局標點本。 [12] 《唐會要》卷七十六《制科舉》。 [13] 《資治通鑒長編》，真宗咸平5年河陽節度判官張知白上疏。 [14] 《宋史·選舉志二》，中華書局標點本。 [15] 《全宋文》卷1206,《乞以史科舉士札子》。 [16] 《宋史·選舉二》，中華書局標點本。 [17] 黃宗羲：《宋元學案·安定學案》，中華書局標點本。 [18] 范曄：《後漢書·徐防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19] 《新唐書·藝文志》，中華書局標點本。 [20] 《漢書·楚元王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21]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二程集》，第187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22] 《資治通鑒長編》卷243,熙寧六年三月庚戍條。 [23] 張載：《經學理窟》，《張載集》，第273頁，中華書局1978年版。 [24] 陸心源：《臨川集書後》，《儀顧堂集》卷十一。 [25] 姚鼐：《述庵文抄序》，《惜抱軒文集》卷四，同治丙寅（1865年）省心閣重刊本。 [26] 姚瑩：《與吳岳卿書》，《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6輯。 [27] 阮元：《漢讀考周禮六卷序》，《研經室集》上冊，第241頁。中華書局1993年版。 [28]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曾國藩全集·詩文》，第442頁，嶽麓書社1994年版。 [29]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曾國藩詩文集·文集》，上海啟智書局1934年版。 [30] 康有為：《長興學記》，第35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1] 《王氏校定衢本〈郡齋讀書志〉序》，《郭嵩燾詩文集》，第28頁，嶽麓書社1984年版。
B. 中國傳統學術分為哪幾類
中國傳統學術流派分類 1. 司馬遷《史記》引述了司馬談(司馬遷之父)對學術流派的見解，他把先秦以來的學派總歸納為六家，即:陰陽學說、儒家學派、墨家、法家、名家、道家。 2. 班固在《漢書》中則把先秦以來的學派歸納為十家，即: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 儒家: 四書，五經，十三經 道家: 老子 《道德經》 《南華經》 法家: 《商君書》 《韓非子》 墨家: 《墨子》 從「孔門四科」到「儒學四門」--對中國傳統學術分類的一種簡略考察 「分」、」「別」等觀念，是原始社會後期人類在生產活動中逐漸產生的，是隨著社會分工的出現而自然產生的重要觀念。按照許慎《說文解字》解釋，「分，別也。從八刀。」分，指分別。而「八」的原義，指「別」。[1]這是中國古代對「分」之理解。在「學在官府」、「學術專守」的殷周時代，中國已經出現了明確的學術分工與學科分類。作為「古代道術之總匯」的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既是當時流行的六種重要典籍，又是官府職掌的六種專門知識門類。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作為六種學術門類的「六藝」外，在春秋時期還出現了為後世儒家所稱道的「孔門四科」。考察先秦儒家「孔門四科」到清代「儒學四門」的演變，可以窺出中國固有學術門類演化的具體情景。 《論語·八佾》曰:「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這是先秦較早出現「科」名的文字。關於「孔門四科」之內容，有兩種說法，一是《論語·述而》載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因此後世有人遂認為孔門四科指「文、行、忠、信」四個方面;二是更多的後世學者將德行、政事、文學、言語，視為「孔門四科」，其基本依據，便是《論語·先進》上有這樣的記載:「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這就是說，孔門弟子根據其學業特長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先秦時期除了作為最早學術分類的「六藝」外，似乎還存在著「孔門四科」這樣的分科性學術門類。 除了《論語》上所載的孔門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之外，《孔子家語》也盡列孔門弟子，並將通六藝之七十弟子以專長分為四科，從中旁證孔子確有「四科」設教之事。如以德行聞名的有顏回:「回以德行著名」，此外還有閔損、冉耕、冉雍等;以言語科聞名的有宰予:「有口才，以言語著名」，此外還有子貢等;以政事科聞名的子有:「有才藝，以政事著名」，此外還有子路:「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以文學科聞名的有言偃(子游)，「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卜商(子夏)，「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2] 司馬遷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對孔門四科也作了詳細記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冄伯牛，仲弓。政事:冄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3]將孔門弟子按照德行、政事、言語、文學進行類分，反映了孔門四種學術科目的狀況。司馬遷的這段記載，是對「孔門四科」最有權威的闡釋。 對於「孔門四科」間的關系，近代學者錢穆曰:「孔子門下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言語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屬政治科，文學則如今人在書本上傳授知識。但孔門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子夏列文學科，孔子教之曰:『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則治文學科者，仍必上通於德行。子路長治軍，冉有擅理財，公西華熟嫻外交禮節，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專一業。但冉有為季孫氏家宰，為之理財，使季孫氏富於周公，此已違背了政治大道。孔子告其們人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但季孫氏也只能用冉有代他理財，若要用冉有來幫他弒君，冉有也不為。所以冉有還得算是孔門之徒，還得列於政事科。至於德行一科，尤是孔門之最高科。如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學了滿身本領，若使違離於道，寧肯藏而不用。可見在孔門教義中，道義遠重於職業。」[4]因此，如果說《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藝」是孔子教授門徒的六種典籍的話，那麼德行、政事、文學、言語等所謂「四科」，便是孔子教授門徒的四種學術科目。 但值得指出的是，盡管「孔門四科」被清儒引申為後來的義理、經濟、考據和詞章四科之學，但在先秦及秦漢時代，它並未引起儒者的過分重視。只是到了隋唐時代，有人開始注意到「孔門四科」。唐人白居易曰:「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為六義。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科，則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學科，則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教，今已區別;四科六義之旨意，今合辨明。請以法師本教佛法中比方，即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即如《毛詩》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羅密……夫儒門、釋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5] 從這段文字可知，白居易發掘並重視「孔門四科」，顯然是由於佛、道興起，為了與佛法及佛經義例對抗而引發的。同時，白氏受佛教啟發，將「孔門四科」及孔門弟子與佛家經典及門徒相類比，其主旨在於說明儒、釋「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 更值得注意的是，漢代以後，「科」並未成為學術「類名」被廣泛使用，而是作為官吏考試的科目加以運用。所以，與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不同，中國古代的「科」名及「分科」，多指官吏考試的科目。為了弄清中西學術對「分科」概念的差異，有必要對作為中國考試制度意義上的「科」及「科目」加以系統考察。 如前所述，「科」名在先秦開始出現，到秦漢時代，「科」之概念作為「類名」已經普遍使用。但此時所謂的「科」，主要指考試制度上的「科目」。《漢書·儒林傳》曰:漢平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此處所謂「甲科」、「乙科」及「丙科」，是選拔官吏的科目。班固《兩都賦》言:「總禮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李賢注曰:「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為甲乙之科」。[6]此處所謂「甲乙之科」，也是指選拔官吏的考試科目，說明漢代已經有了設「科」選官之制。 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將「孝廉科」變為常科。隨後，又陸續開設茂才、明經等常科及明法、尤異、治劇、兵法、陰陽災異、童子舉等眾多名目的特科。一般認為，漢武帝開始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7]，逐漸建立了科舉制度。所謂科舉制度，是指採取分科考試辦法，按照不同的科目通過考試來選取人才、選拔官吏的制度。西漢時舉士以舉孝廉，東漢時更多採用察舉。據《後漢書》載，東漢順帝時，「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8]。因此，中國分科觀念主要不是在學術分類上使用，而是運用在科舉考試中，特指考試科目。換言之，「分科」一詞聯用，是指考試門類的分門別類，非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漢代考試制度實行後確立的主要科目，如茂才、明經、明法等眾多科目，無論是常科還是特科，均非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分科」之概念沒有在學術分類上普遍使用，而是在考試制度中得到發揮。 近人陳熾指出:「科目之興，一千有餘歲矣。」[9]科舉制度源於漢代，到隋唐時代基本確立。開皇18年(598年)隋文帝命「京官無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舉人」，[10]隨後又「詔諸郡學業該通，才藝優恰」等四科舉人。據《舊唐書·薛登傳》載:大業3年(607年)，「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唐代科目設置承襲了漢代察舉制的科目體系，均設常科和制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皆歲舉之常任也，」[11]在這12科中，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最為重要。唐開制舉科目竟達63科，分為文、武、吏治、長才、不遇、儒學、賢良忠直等7類[12]，表明其時科舉考試「科目」分類之細密。 宋代科舉，略仿如唐制，分進士、明經等科。據載:「今進士之科，大為時所進用，其選也殊，其待也厚。進士之學者，經、史、子、集也;有司之取者，詩、賦、策、論也。」[13]宋代科舉分常科與特科，常科有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通禮科)。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法等文科及武科。進士科為最重要的科目，九經、五經等明經諸科地位較低。宋仁宗天聖7年(1029年)2月，盛度上書設置「天聖十科」:「賢良方正能吉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藝待京朝之被舉及起應選者。又制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又制高蹈丘園科、沉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14]後去掉書判拔萃科，為天聖九科。 司馬光在元佑元年主政後，提出「十科舉士」建議:「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許鈐轄已上武臣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人);無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15]這種「分科取士」之法，特別為晚清學界推崇，成為中國學人接受近代西方「分科設學」觀念的基礎。 由此可見，孔門雖分為德行、政事、文學、言語等所謂「四科」，但在很長時間內並沒有成為類分學術的標准，而僅僅是官吏科舉考試的科目。據筆者考證，「分科」一詞聯用，見於《宋史》:「自經、賦分科，聲律日盛……二十七年，詔復行兼經，如十三年之制。內第一場大小經義各減一道，如治《二禮》文義優長，許侵用諸經分數，時號為四科。」[16]北宋時，隨著書院制度的興起，私人講學之風再起，孔子「分科授徒」做法引起了一些學者重視，並加以效仿，出現了「分科授學」的現象。因此，「分科」一詞，多數情況下是指分設考試科目，但宋元以後也指書院教學的科目門類。關於這一點，通過分析宋代胡瑗分齋教學情況可略約而知。據史料記載:胡氏教授門徒，採取了分科教學的方法，分經義與治事兩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實之講明《六經》。」治事齋專門培養治術人才:「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或專或兼，各因其所長而教之)。儒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是也。」[17] 既然「科」名早已存在，孔門已經分為德行、政事、文學、言語等所謂「四科」，那麼這種學術分科難道在後來就沒有得到發展嗎?筆者認為，先秦時期已經蘊含的以學科為類分標準的學術分科，盡管始終沒有能夠發展為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但並不意味著分科性質的學術在中國沒有得到發展。從「孔門四科」演化到「儒學四門」，便證明中國學術門類也是隨著中國學術的發展而逐步演化的。筆者認為，隨著學術的演化和分類的細密，到明清時代，開始由考試科目或書院講授科目，逐漸向近代意義上的學科演化，逐漸形成了所謂「儒學四門」--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與經世之學。 在西漢經學研究中，開始出現經學的三個分支科目:章句、義理和訓詁。所謂章句，即章節和句讀，此種學問在先秦時期萌芽，到漢代成學。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18]章句之學是在搜集、整理失散的經籍過程中興起的。《新唐書》曰:「自六藝焚於秦，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19]《易》有施、孟、梁丘章句，《書》有歐陽、大小夏侯章句。所謂訓詁，即是解釋字詞的本意。許慎《說文解字·序》曰:「蓋文字者，經藝之本。」郭璞《爾雅·序》言:「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因此，在經學研究中，逐漸發展為包括研究字體、音韻、訓義在內的訓詁學，稱「小學」(附屬於經學)。劉歆在《七略》中的六藝略，專門列有「小學」類目，說明它在西漢時已經成學。班固《漢志》也將「小學」列為經學中的一個類目，並收錄10家45部典籍。 所謂「義理」，是指經籍包含的意義和道理。《禮記·禮器》曰:「義理，理之文也。」以《春秋》公羊學為代表的西漢今文經學，注重探索經籍的「微言大義」，形成後世「公羊學」;漢代古文經學雖注重訓詁考據，但並未忽視六經的「義理」。據《漢書·劉歆傳》載:「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傳》，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20]這說明到劉歆時，經學研究的三種學問基本成形。 經學研究出現章句、義理和訓詁三門分支學科，是中國學術發展的反映，但漢代時並沒有將這三種學問與「孔門四科」聯系起來。到北宋時，逐漸出現所謂文章之學、訓詁之學與義理之學的分野。程頤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學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他所謂的訓詁之學，即是漢代經學;文章之學，即是唐代文學，儒者之學即是宋代「義理之學」。因此，程氏又說:「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21]所以，他所推崇的是研討六經之大「道」的學問，即「義理之學」。 「義理之學」的名稱，出自《資治通鑒長編》:「今歲南省所取知名舉人，士皆趨義理之學，機為美事。」[22]張載亦曰:「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23]這是宋代學者著作中較早提及「義理之學」者。義理之學主要是從治學方法上立名，偏重於從總體上探究儒家經典的內容和精神實質;訓詁之學注重對經典字句進行解釋和考訂;性理之學關注經典的道德性命。「經濟之學」在宋代也成為一門與經史之學相應的學術門類。清人陸心源在《臨川集書後》說:「三代而下，有經濟之學，有經術之學，有文章之學，得其一皆可以為儒。意之所偏喜，力之所偏注，時之所偏重，甚者互相非笑，蓋學之不明也久矣。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能合經濟、經術、文章而一者，代不數人，荊國王文公其一焉。」[24]這里雖不敢斷定宋代已經分為經濟之學、經術之學、文章之學三門，但至少可以證明到清初時，「經濟之學」作為一門學問已為學者認可。 明清以後，作為經學研究的四種分支，義理之學、考據之學、經濟之學與文章之學的名稱，逐漸為學者通用。戴震、章學誠等人均將中國學術門類分為三種，即義理之學、考據之學和詞章之學。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說:「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25]而嘉道之際「經濟之學」驟然興起，與義理、考據、詞章之學一起，構成了所謂「儒學四門」。姚鼐的侄孫姚瑩認為:學問「要端有四，曰義理也，經濟也，文章也，多聞也。」[26]明確在中國學術門類中增加了「經濟之學」。 阮元在界定考證之學與「經濟之學」時說:「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27]此處所謂「稽古之學」，就是考據學;所謂「政事之學」，即經世之學。 到了道、咸之際，「經濟之學」與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並列成為中國傳統學術的四大門類。明確將「孔門四科」與「儒學四門」聯系起來的，是晚清大儒曾國藩。他說:「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28]從這段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出，曾氏已經將「經濟之學」視為中國重要的學術門類了。 正因如此，在總結中國傳統學術時，曾國藩按照這種學術分科來看待歷代學術大師。他說:「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為近，姚、王於許、鄭為近，皆考據也。」[29]在曾氏看來，孔門德行之科，極為後來的義理之學，宋儒周、程、張、朱之學，即為義理之學;孔門言語之科，即為後來詞章之學，唐宋時代的韓、柳、歐、曾、李、杜、蘇所謂八大家者，屬於詞章之學;孔門文學之科，即後來的考據之學，漢代以後的許、鄭、杜、馬、顧、秦、姚、王等大家，屬於考據之學。 這樣，「孔門四科」發展到清代，已經形成「儒學四門」，並且得到了晚清學人的普遍認同。康有為在《長興學記》中，將所傳授的學問也分為四種:一曰義理之學，二曰經世之學，三曰考據之學，四曰詞章之學，並認為中國學術不出此四科:「周人有『六藝』之學，為公學;有專官之學，為私學，皆經世之學也。漢人皆經學，六朝、隋、唐人多詞學，宋、明人多義理學，國朝人多考據學，要不出此四者。」[30] 可見，從「孔門四科」到「儒學四門」，表明中國傳統學術開始向近代分科性的學術門類演化著。但值得指出的是，「儒學四門」仍然不是以研究對象為標准劃分的，而是以研究方法、研究視角及研究門徑進行分類的，與近代意義上的「學科」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嚴格意義上說，「儒學四門」是指研究學問的四種途徑，非指近代意義上的學科。近人郭嵩燾曰:「自乾隆盛時表章《六籍》，老師大儒，承風興起，為實事求是之學。其間專門名家言考據者又約有三途:曰訓詁，研審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證，循求典冊，窮極流別;曰讎校，搜羅古籍，參差離合。三者同源異用，而各極其能。」[31] 此處所謂「考據者又約有三途」，將「儒學四門」的性質作了清楚界定。 【作者簡介】左玉河(1964年--)，男，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文化室副主任，兼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副秘書長，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1]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第4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 《孔子家語·七十弟子》，《百子全書》刊印本，嶽麓書社1993年版。 [3]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4] 錢穆:《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教育》，《國史新論》，第224頁，三聯書店2001年版。 [5] 白居易:《三教論衡》，《白居易集》卷六十八，中華書局1979年版。 [6] 《漢書·班固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7] 《漢書·儒林傳贊》，中華書局標點本。 [8] 《後漢書·儒林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9] 《陳熾集》，第79頁，中華書局1997年版。 [10] 《隋書·高祖紀》，中華書局標點本。 [11] 《新唐書·選舉志上》，中華書局標點本。 [12] 《唐會要》卷七十六《制科舉》。 [13] 《資治通鑒長編》，真宗咸平5年河陽節度判官張知白上疏。 [14] 《宋史·選舉志二》，中華書局標點本。 [15] 《全宋文》卷1206,《乞以史科舉士札子》。 [16] 《宋史·選舉二》，中華書局標點本。 [17] 黃宗羲:《宋元學案·安定學案》，中華書局標點本。 [18] 范曄:《後漢書·徐防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19] 《新唐書·藝文志》，中華書局標點本。 [20] 《漢書·楚元王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21]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二程集》，第187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22] 《資治通鑒長編》卷243,熙寧六年三月庚戍條。 [23] 張載:《經學理窟》，《張載集》，第273頁，中華書局1978年版。 [24] 陸心源:《臨川集書後》，《儀顧堂集》卷十一。 [25] 姚鼐:《述庵文抄序》，《惜抱軒文集》卷四，同治丙寅(1865年)省心閣重刊本。 [26] 姚瑩:《與吳岳卿書》，《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6輯。 [27] 阮元:《漢讀考周禮六卷序》，《研經室集》上冊，第241頁。中華書局1993年版。 [28]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曾國藩全集·詩文》，第442頁，嶽麓書社1994年版。 [29]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曾國藩詩文集·文集》，上海啟智書局1934年版。 [30] 康有為:《長興學記》，第35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1] 《王氏校定衢本〈郡齋讀書志〉序》，《郭嵩燾詩文集》，第28頁，嶽麓書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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